今天是七月七日七七事变83周年 勿忘国耻铭记83年前“七七事变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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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既是全国高考日,也是七七事变纪念日,落后就要挨打,唯有奋斗,才能强大。

2020年7月7日的今天,我们来回顾下历史,全面解读“七七事变”

1937年7月7日夜的那场事变,无疑是中日两国命运的重要转折。对中国来说,它既是战火灾难的降临,也是团结一心的契机;对日本来说,它既是侵略扩张的升级,也是覆灭的伊始。

勿忘国耻,铭记83年前“七七事变”

勿忘国耻,铭记83年前“七七事变”

本期我们就来回顾一番这个中日国运的十字路口-七七事变。1937年7月7日夜,华北日本驻屯军在卢沟桥附近,非法演习过程中,借口士兵失踪,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,遭到中国方面拒绝。双方交涉期间,日军向宛平城发起攻击,中国军队英勇抵抗,这就是“卢沟桥事变”,又称“七七事变”,成为了全面抗战的开端。

勿忘国耻,铭记83年前“七七事变”

为什么这个时候日军会在中国领土上堂而皇之的搞事?

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中日关系的历史,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很快跻身强国之林,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却迅速恶化了起来。甲午日俄之役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两国紧张的关系,《辛丑条约》签订以后,日本获得了在华北的驻军权。

勿忘国耻,铭记83年前“七七事变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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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01年设立华北驻屯军司令部,位于天津。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,日本占据东北,并继续向关内挑衅。

1933年更向长城用兵,同年中日双方签订《塘沽停战协定》,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以及芦台以西,而日军撤回长城以北,将中间区域划分为非军事区,但日军却在不断增加驻军人数,至“七七事变”前总兵力已达8443人,甚至有些资料认为日军已近两万之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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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蚕食华北,1935年,中日双方签订《何梅协定》,将中央势力完全驱逐出华北。于是南京政府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,由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担任委员长,代替政府与日本继续周旋。二十九军可谓经历坎坷。1930年中原大战,阎锡山、冯玉祥联合反蒋,蒋率部讨逆,一番大战后,阎冯惨败,部队星流云散,残部退至山西接收整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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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1年变为二十九军,1933年,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,负责喜峰口的防务。二十九军,采用大刀队向日军发动夜袭,取得很大战果。长城抗战使得二十九军名声大振,由于《何梅协定》中央军无法驻防河北,因此调动二十九军前来京津一带布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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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南京政府而言,派遣非中央直属的二十九军与日本交涉,算是保全了政府的颜面,南京改派二十九军在京津驻扎,也符合日本的利益。

二十九军与中央素有罅隙,如果能够说动他们服软也是好事。对于二十九军来说,折冲于日蒋之间,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。经过多次扩编,至“七七事变”前,二十九军总兵力已近十万人,此举算是让三方都满意的举措了。

实力虽然增长了,但宋哲元并不感到舒服,一方面,日本曾多次对他威逼利诱,企图让他投降。另一方面,国民党中央政府虽然支持他抗日,但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,宋哲元不得不两头受气。1935年底爆发的“一二·九运动”,请愿的学生与二十九军发生冲突。各方就在这种尔虞我诈中迎来了1937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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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中日双方签订《何梅协定》后,中央军随即撤离,日军派遣约一个营的兵力在丰台车站以东驻扎。1935年9月,二十九军三十七师移驻北平,并抽调一一零余一个营担任丰台车站的保卫工作。中日两国军队驻地相距不过四百米,这1936年局势进一步紧张,士兵经常发生冲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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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,日军突然入侵中国军队营地,与守军激战。中国军队随即派遣二二零团另两个营增援,中国军队以第一营两个连向日军左翼包抄,第三营向日军右翼包抄,日军见形势不利才逐渐撤退。随后经过双方协商,认定此时是一场误会,二十九军撤回驻车站的部队,另派石友三所部营队营保卫车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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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七七事变”之前,二十九军的四个师中,以冯治安的三十七师驻扎在北平南苑、西苑、丰台及保定一带,张自忠的三十八师分布于天津、廊坊一带,刘汝明的一四三师分布于张家口一带,而赵登禹的一三二师驻扎河北河间等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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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宋部坐拥十万之众,但分散各地,总体实力并不比日军强,且北平已形成三面包围之势,北面是伪蒙疆自治政府,东面的通县是殷汝耕的伪冀东自治政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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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沟桥它位于北平的西南面,属于宛平县,是永定河上由北平通往河北的唯一通道。桥东不远即为宛平城。进入二十世纪,在卢沟桥以北不远处又架起一座铁路桥,在卢沟桥南面五里是丰台。1936年双方冲突过后,日军就占领了此地,因此卢沟桥就成了北平唯一的对外通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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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6月底,二十九军就加强了对宛平及卢沟桥的防御,以一个连部署于铁路桥东面以及北面的龙王庙,一个连部署于宛平城西南,一个连部署于宛平城内。另一个连位于卢沟桥西的大王庙,重迫击炮连位于铁路桥西,轻迫击炮连部署于城东,重机枪连驻守宛平城东南和东北。

七月七日晚,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展开演习,并宣称有一名士兵走失,就进入宛平城搜查,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,双方商定派遣调查团前往宛平,但日军依旧不断向宛平东面调集兵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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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月八日凌晨五点,日军一木清直大队突然向宛平城发起进攻,中国守军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愤然还击,全面抗战就此爆发。

白天日军依仗火力优势,攻击龙王庙及铁路桥东面,同时日军另一部向宛平城东门发起攻击,二十九军虽然击退了日军对宛平城的攻击,但龙王庙及铁路桥东面相继失守。8日下午,日军自龙王庙渡过永定河,并占领了西岸。

入夜,二十九军大刀队发动夜袭,一举收复丢失的阵地。日军提出与中国政府议和,随后从国内和朝鲜等地陆续派遣援兵至七月下旬。日军各路援军抵达华北一带。而此时的二十九军依旧分散在各处,彻底击溃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可能已不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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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扩大:

日军在得到增援后,向平津地区大举发动攻击。

7月25日,日军由廊坊车站下车发起进攻,驻守廊坊的是三十八师二十六团,双方在车站展开激战。

7月26日下午,廊坊失守,廊坊的失守,使日军切断了京津地区的联系,二十九军的局势更加危急。

至七月下旬,日军完成了部署,日军第一联队驻丰台和通县,第二连队驻扎天津、塘沽及秦皇岛一带,加上驻扎于华北其他地区的日军,总兵力约为三万人,并于7月28日夜在占领通县后,向北平发起进攻。位于团河的日军第二十师团,和位于北平东南马驹桥的日华北驻屯军,从东、南两个方向攻进南苑,日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级独立步兵第十一旅团,从北方攻击北苑和西苑二十九军以三十七师一一零旅,驻扎西苑、八宝山及长辛店一带,一一旅驻城内,另有军直属部队及骑兵团等驻守南苑兵营。

28日黎明,日军以七十七、七十八联队为左翼攻打南苑西南侧,第七十九联队一部和第八十联队为右翼,攻打的东南角。另一部分部队从广安门出发,自新发地向南苑兵营西北角进攻。面对日军的攻击,二十九军顽强抵抗,阵地在遭到日军炮火和飞机的轰炸后,部队陷入被压制的境地。

28日10点,日军突入兵营东南,但随即被守军击退,中午日军攻入南苑兵营西南角,守军被迫向城内撤退,但不料日本驻屯军在大红门设伏,切断了守军撤退的道路。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及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,双双在此殉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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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日方资料称,二十九军在此阵亡约五千人。南苑阵地失守后,三十七师残余部队,自西直门、门头沟、良乡一线撤往保定。在北平战事打得如火如荼的同时,天津同样面临考验。天津的防务由三十八师负责,副市长李文田决定抢先向驻天津日军发动攻击,从二十九军其他部队一样,三十八师驻地分散在各地,仓促之间,只聚集了约四千名正规军及约一千五百名警察,于28日凌晨发起进攻。

天津市内的日军除在车站驻扎一部分外,在海光寺有一个联队,在东局子拥有一座机场及一个中队,三十八师集中主要兵力,进攻海光寺日军司令部,另一部进攻东局子机场,但由于兵力不足,未能将两重目标攻占。

勿忘国耻,铭记83年前“七七事变”

29日下午,日军援兵赶到,进攻部队遭到较大伤亡,被迫停止进攻,并转移到静海和马厂等地。

7月30日,天津沦陷,在日军占领京津等地后,迅速从长城南下攻击河北省等地。虽然中国守军顽强抵抗,但是日军还是一路攻城略地,四处肆虐。

“七七事变”之后,中日两国彻底开启了全面战争的大幕,而参与了这场重大事变的几位主要当事人,在之后的大战中走向了不同的终点。

无谋之略:

勿忘国耻,铭记83年前“七七事变”

我们知道二战初期,德国闪击波兰,闪击西欧,闪击苏联,都是谋划清晰、目的明确的军事侵略行为。

而1937年日本的全面侵华,也是这样的吗?还真不尽然。事实上对于中日全面开战,双方心里都没底。

“七七事变”发生后,日本陆军省与参谋本部,对是否将战事扩大产生了分歧,形成了以陆相杉山元为首的“强硬派”主张扩大对华战争,另一派则是以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为首的“温和派,主张避免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,双方争执不下。

勿忘国耻,铭记83年前“七七事变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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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至“八一三事变”之后,“强硬派”才压倒了“温和派”。

那为什么日本内部会有这样的分歧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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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,日本内部就陷入了“皇道派”和“统制派”之争。两派在对苏联政策上争吵不休。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为首的“皇道派”认为日本占据满蒙,这极大地损害了苏联在远东的利益,因此当务之急是在苏联尚未完全准备的1936年给予其致命一击。与之相反,以号称“陆军大脑”的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为首的“统制派”,认为在完成国家整体动员前,应推迟与苏联的对抗。1934年,荒木贞夫辞职,两年后“二二六兵变爆发”,“皇道派”相继被调离。虽然永田铁山疑遭刺杀,但在随后成立的广田弘毅内阁中,由寺内寿一担任陆军大臣、永田铁山的忠实门徒石原莞尔担任作战科科长,“统制派”愈发被看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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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,石原担任作战部部长,他反对此前政府一直秉承的分裂华北政策。他认为日本的敌人是苏联,要与其对抗,就必须利用满蒙的资源,并且与英美搞好关系,这样在华北争端上就要有所缓和,但这套思路却遭到了同为永田铁山门徒的武藤章的反对,武藤章认为日本必然要卷入世界大战,因此就必须利用中国的资源,因此就要早一点吞并华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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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,近卫内阁成立,石原所中意的板垣征四郎未能当成陆军大臣,板垣遭到了寺内寿一和梅津美治郎等人的一致反对。武藤章得势后,日本更加紧了备战。

由此可见,旧日本帝国中派中有派,同门撕逼的情况可谓屡见不鲜。在没有一个真正最高实权者能够把控全局,并负责到底的情况下,整个国家的方略犹如无头苍蝇,不过需要明确的是,不管哪一派,哪种主张,其侵略本质都没有区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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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明治维新时期,日本的思想家、教育家福泽谕吉,就勾画了精密系统的侵华设想,这套循序渐进的大陆计划,其后辈起初倒也执行的顺风顺水。

20世纪30年代初的短短数年间,日本方面软硬兼施、多管齐下,窃取东三省,建立满洲国,兵锋逼近热察冀,策动华北大自治,俨然一副润物细无声,闷声发大财的姿势。但随着自下而上的军国主义支配了日本,军人渴望攻城略地,军人渴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。所以对日本陆军中这些猴急武夫来说,谨小慎微的渗透演变已满足不了他们的侵略欲望了,他们要的是“猪突猛进”。然而真到了开打之时,他们却缺乏系统完备的战略构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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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7月29日,日本参谋本部的基准计划还是,以日本在中国的驻屯军进行作战,在平津地区对中国军队尽量加以沉重打击,情不得已时,方在青岛和上海附近作战,直到8月中旬,才锋头一转,为集结重兵侵占华东来进行总动员。

随着淞沪会战越演越烈,双方都各自投入精锐部队,全面战争之路已无法回头。

“七七事变”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序幕,对日本来说,尽管在随后的战争中一路攻城略地、连战连捷,但随着战线的拉长,不可避免的陷入无法速战速决的战争泥潭。更重要的是,由于这种侵略行为也损害了美国的利益,其所招致的经济封锁,令日本不得不再发动太平洋战争,发动这场无论如何也打不赢的战争。

所以“七七事变事”实上是将日本帝国拖入无可挽回深渊的开始,一个靠脚趾头来思考的国家,就这样正式走向覆灭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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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七七事变”事件之后,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,抨击日本的侵略行径,并指出如果战端一开,那就地无分南北,年无分老幼,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,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。

八年之后,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全面、彻底的胜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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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日两国从1937年那个十字路口走向了不同的命运,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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